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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新的博客

发展中国论坛(CDF)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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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区域经济学省重点学科负责人。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理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省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浙江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客座教授。曾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委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海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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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形态差异及应讨论的问题  

2009-06-21 22:17:25|  分类: 学术会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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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形态差异及应讨论的问题

05年12月广东阳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研讨会

 

(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三种形态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新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新农村建设事实上已由下而上展开大致上包括三种形式。

  第一,学术研究形态的新乡村建设。近几年,我国乡村研究正在重新兴起,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不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传记、典型村落调查等方面的研究。乡村建设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1)以华北和江南农村为样本的乡村经济社会变迁史研究,如黄宗智等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1-3辑)》;(2)对1920-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史的研究,如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3)对乡村建设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及思想史的研究,如《晏阳初传》、《晏阳初传略》、《梁漱溟全集》、《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卢作孚文集》、《陈翰生集》;(4)对新的历史时期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的实证研究,如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的《中国新乡村建设丛书》等。

  第二,民间实验形态的新乡村建设。教育机构、学术所团体发起的、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与基层农民及乡土文化结合的乡村建设活动。其中比较有影响如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农村治理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河南兰考的乡村建设试验,有关高校学生社团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民间实验形态的乡村建设仿效晏阳初、梁漱溟当年的作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开辟新乡村建设试验基地、农民综合培训与专题培训(如合作社骨干培训)、推广农业新技术、发展老年人协会、创建秧歌队和腰鼓队等文艺组织,以及有关高校和学生社团开展的大学生乡村行动如农村调查研究、法律咨询和农民维权活动等。

  第三,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三农”新政策和新一轮制度创新的动力,多种形式的新农村建设在我国各地兴起。比如,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现代化示范村建设、精神文明村建设、生态文明村建设、扶贫新村建设。苏南的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浙江的万村整治、千村示范、海南的生态文明村建设、西部地区的扶贫新村建设等。

  (二)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范例

  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范围广泛、内容系统、工程浩大、初见成效。

  案例1:江苏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惠及千家万户的五件事实。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03年起,投入200亿元,用3年时间全面实施惠及农村千家万户的五件实事。经过2年多的实践,目前全省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到2004年底:已筹措资金2.3亿元,基本完成了农村草危房改造任务;建立了覆盖面达到80%以上的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新一轮农村改水工程新增受益人口431.2万人,农村人口饮用卫生水覆盖面达到90%以上,计划投资160亿元(省财政对财政补贴县每公里补贴15万元),推进农村公路建设,3年内实现全省所有农村公路等级化、灰黑化,到2004年底已新增农村公路通车里程1.8万公里;实现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的承诺。

  案例2:苏南农村现代化建设试验。无独有偶,当年乡村建设派的无锡实验区和徐公桥实验区1,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仍然走在前列。无锡是农业部农村现代化建设试验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试验,参加试验的先后达29个乡镇195个村。农村现代化建设试验由开始的“耕作机械化、农艺科学化、经营规模化、服务社会化、农民知识化”,通过“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试验,发展到今天的“农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和“城乡一体化”试验。到2004年底,无锡市共1285个行政村,净资产153.34亿元,可支配收入18.9亿元,村均净资产和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193.31万元和147.08万元。该市北塘区黄巷和山北镇共22个行政村,村级可支配收入1.1亿元,村均5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7210元。昆山市徐公桥实验区已于2004年撤消行政村建立了徐公桥社区居委会。该村有十家企业,其中规模企业4家、法人企业6家,都迁入村级工业园区。全村456户、1800人,1200个劳动力,其中在村域企业、周边村镇企业就业的各400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66.67%,经商和自主就业的200人,占16.67%,合计全村非农就业比例高达83.34%,是典型的工业型村落。2004年村集体可支配年收入22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9600元。从1998年开始,该村就开始建设农民小区。小区住宅按照统一设计规划建设,每户占地200平方米,上下两层,建筑面积280平方米,每户建房和装修投资约30万元。农民拆迁费由村集体补偿,大体上,补偿收入能够支付盖新房的费用。目前已有278户、占全村61%的农户迁入小区。我们看到,在长三角这些发达村域,已经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展示出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农村特色工业园区交相辉映,农民与市民共同富裕、农村与城市全面繁荣的新景象。

  案例3: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了搭建城乡一体化的平台,解决富裕起来的农村“有新房、无新村”等问题,从2003年6月始,浙江省启动了"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从治理村庄布局杂、乱、散,农村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入手,按照布局优化、道路硬化、四旁绿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环境美化的要求编制规划,不断增加投入,积极开展建设。各(地)市相继制定了“千村示范、百村整治”计划。比如:金华义乌市推出了以大“大五化”、“小五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绍兴市推出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计划,总目标是,投入1.2亿元,通过5-10年的努力,把全县农村建成住房实用美观、设施配套齐全、环境整洁优美的新农村;台州市的“五化一平”进村活动等。据统计,截止2004年底,浙江省市两级累计启动建设示范村1432个,基本完成建设的381个,命名表彰了300个;累计启动整治村8037个,基本完成建设3554个。全省各地累计用于村庄整治建设的资金总投入287.5亿元2。这些工程实施,促成了发达村域全面加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轨发展的新局面。

  案例4:四川省巴中市(山区贫困型村落)扶贫新村建设。四川省巴中市三县一区,其中三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省级贫困区。2003年巴中市启动了扶贫新村建设项目,列入项目的村落(行政村),国家项目经费投入30万元,省市区三级政府投入扶贫资金50万元,有条件的乡镇再投入配套经费20万元,建设周期2年,建设目标是文明新村。巴州区马鞍村是扶贫新村建设点之一,2005年7月,我们对该村进行了第一次调查。该村6个村民小组,共487户、1646人,耕地面积900亩,人均不足6分地,全村劳动力650人,其中外出打工200人。新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1)基础设施建设——“五改三建”,即:改居,农民住房刷墙做脊,每间补贴80-100元;改厨,沼气利用或省材灶,全村已建沼气池120口,每建一口沼气池补助1000元;改厕;改水,全村打机压井168口,使用自来水115户,占总户数的23.6%;改电;改路,村通晴雨路,户通石板路;建池,全村建微水池280口,每口蓄水300—500立方米;建园,发展庭院经济;建家,发展家庭农业和工副业。(2)农户经济建设——以项目开发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第一饲养生猪,2004年全村生猪出栏1.8万头,户均约37头,推广养猪新技术后,每出售一头猪获利300元;第二发展水塘和稻田养鱼,全村有养鱼户16户,每户收入一般在5000元左右;第三养鸭,全村养鸭2.6万只。第三推广新技术及发展循环经济。该村建设已届两年,共投入各项建设资金200万元。从效益上看:一是通过“五改”达到了五通,即通水、电、路、电话,闭路电视入户率达95%,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二是通过产业结调整和推广新技术,改变了村域经济结构、增强了农户的收入能力。2004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200元,比2003年净增420元,增长23.6%。据介绍,像马鞍村这样脱贫致富的村在恩阳镇已达1/3。

  案例5、广东省从基层组织建设切入点,以固本强基为目标所开展的一系列创建活动。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来抓,从2003年初开始,广东省委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固本强基工程;2004年底又提出了“十百千万”干部下基层驻农村活动决定。从这次研讨上介绍和我们参观的典型村落的建设来看,广东的新农村建设大体上包括:肇庆市实施“千村生态文明工程”,德庆市按照“五改、五有”标准已创建了312个生态文明村;徐闻县采取“千官扶千村”的办法所进行的“四通、五改、六进村活动;阳江市以基层组织建设为契机,以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核心(比如“三化并举”),以村容村貌整治(比如改路、改水、改房、改厕、改灶)为重点,以培育农民“勤劳、自强、互助”精神和村落文化建设为支撑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整体推进的新乡村建设模式。

  (三)新农村建设的区域差异和时代特征

  上述五大案例,分别代表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自新世纪以来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不同类型,显示出极强的区域差异和时代特征。

  第一,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新乡村“五化”建设的大趋势。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工业反哺育、城市支持为条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各类工程为抓手而展开的。区域经济地理优势、经济实力和财政支付能力优势,特别是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成熟时期,使这些地区开始出现逆城市化(城市产业和人口向城郊和腹地农村转移)现象,这些条件使村落经济社会加快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分化很明显。我们将目前长三角村落划分为五种类型,即现代农业型村落、现代工业型村落、产业集聚与专业市场型村落、古村落(旅游经济型)、山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型村落。城乡统筹战略和“三农‘新政策作用在这些不同基础的村落,构成了长三角农业产业化与组织化、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化或社区化、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基层治理民主化的大趋势。

  第二,欠发达地区的新乡村建设是以改造、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基本内容,以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建设项目为载体,以扶贫新村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村(或生态文明村)创建的活动为内容而展开的。比如改水、改厕,通电、通路,农田标准化建设,异地扶贫,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制度重构等。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综合开发和文化建设,改变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激发了农民的热情,提升了这些地区农户和村集体的收入能力。

  第三,集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特点于一身的跨越式、双重推进的建设模式。阳东的平地村和阳西的红光村,我感觉是一种跨越式乡村建设模式。一个是贫困村,一个是乱仔村;但是,他们把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模式,以及发达地区的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化(或社区化)、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基层治理民主化的新趋势集于一体,在解决安定、温饱问题的同时,快速向富裕、文明、民主的先进村落推进。

  第四,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民、村社、社会各界和政府的参与。近些年改革难度加大,使许多人滋生出一种偏见,凡是民间自发行为都是正确的,凡是政府推动都是强制或不得人心的。但我们现实案例中发现,尽管政府推动有一些弊端,但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却最有实效。应该看到,研究形态的乡村建设从历史经验和管理理念上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民间形态的乡村建设在激发农民参与热情、培育农民合作精神、传授农民新技术以及组合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政府是工业反哺、城市支持的动员和组织者,它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财政实力是新农村建设事实上的主导力量。可以说,新农村建设不单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良和实验,不单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也不单是政府的一相情愿,发挥政府、社会和农民三方面的积极性,因此,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工业反哺、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等,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鲜明时代特征。

  (四)新农村建设中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规划的科学性问题。新农村建设没有规划是绝对不行的,以现行政村域为单位做规划显然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布局的大格局中通盘考虑、整体规划。以行政村域为单位做规划的局限性在长三角、在苏南已经出现了,这种局限性将对未来的村落建设、城镇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应该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比如,平地村的规划问题,全村538户,一期规划12万平方米,可迁入149户,二期规划10万平方米,假设再迁入130户,还有269户怎么办?红光村的规划问题,760户的大村,2.8公里的海岸线,2.8万亩蚝养殖水面,6000亩红树林,你怎么规划?可不可以进行滨海新村、海洋养殖业、宾海旅游业整体规划,甚至应该考虑海防、抗台风、联村做规划。

  第二,新农村建设的经费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一些经验介绍的新农村建设“几个一点”的办法,仍然是计划体制下的办法,具有道德性而没有制度性,很难保障,而且,村集体和村民要承担整个投资的40%左右,很明显,这样下去,新乡村建设无疑要将加重农民负担。因此,需要探索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体制和制度。新农村建设中,除了本应该由公共财政投入而由农民分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费用以外(比如红光村投资300万元修了6.5公里的路,其中每公里5万元共32.5万元需要村里配套,村集体从哪里拿这笔钱,通过“一事一议”让农民分摊?我在公开栏里没有看到分摊的,另外就是捐资,干部带头,曾经募捐27万元用于修建码头),还有一种负担是迫使农民突击消费,比如,我计算平地村的农民建新居,80平方米宅基地,每平方米按成本价210元/平方米,共1.68万元,三层带帽,建筑面积假设240平方米,造价500元/平方米,合计需要12万元,在简单装修假设3万元,合计需要突击投入17-18万元。这个数字不是每个农户都能承担的。在浙江和江苏都有对农民的拆迁补偿。

  第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设问题。我们把农村组织分为4类:类政权组织、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维权组织、社会文化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显然必须考虑各类组织和谐发展的问题。

  第四,新乡村建设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农民土地承包权与耕地资源保护,农民宅基地权益保护,征地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等。

  第五,新乡村建设的主体问题。政府引导的作用、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工业反哺和城市支持机制,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体系构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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